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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二棍:砰!好詩人應該是一個狙擊手
來源:菜鳥集運教學 | 李菁  2020年09月21日07:10
關鍵詞:80後 詩歌 張二棍

編者按

2020年,最早一批“80”後已經40歲了。

他們從青春期的懵懂少年轉型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並逐漸擁有穩定的形態和鮮明的特徵,一路走來,猶疑與執着並舉,迷惘與堅定並在。值此節點,菜鳥集運教學特推出“‘80後’作家對話錄:個體·代際·經驗”專題,通過與八位知名“80後”作家、評論家、詩人的深入交流,力圖展現他們的新風貌,以及他們對生活、文學創作上的思考。此外,專題亦約請相關評論家關於“80後”文學的評論文章,多角度闡釋“80後”作家羣體的創作。希望在本次專題中,我們能夠對“80後”文學羣體有更多新的發現與思考。 讓我們在回望中細緻梳理,在展望中奮力前行。

張二棍:砰!好詩人應該是一個狙擊手

文丨菜鳥集運教學李菁

我最後的一點榮光,在詩裏。最後所有的恥辱,也在詩裏。

——張二棍

見過張二棍的人對他總有一種“人如其名”的感覺,和“詩意”不僅毫不搭邊,簡直相反。如果這個黑臉膛、小眼睛、淺眉毛、深眼眶的北方漢子走在大街上,沒有人相信這是一位詩人,還以為他剛從工地、煤窯或者莊稼地裏幹活回來。詩人、好友劉年在《致張二棍》中有過絕妙的比喻:“你白眼青天,蹲在石頭上 / 像八大山人畫的一隻苦斑鳩”。詩人餘秀華直言:“唉,怎麼説呢,説外貌和才華成反比吧,好像打了自己的耳光,説外貌和才華成正比吧,肯定打了張二棍的耳光。”

對於自己“接地氣”的長相,張二棍具有超強的幽默感,並不以為意。他説:“當一個人的長相被無數次挑剔,只能説明此人除了面孔之外已無其它任何缺憾了吧。這個人肯定靈魂飽滿,人格健美,萬事俱備只欠窈窕了。而我恰恰是被無數次挑剔過的……我一點兒也不盼望自己長的多好了,我害怕別人嫉妒。”

這樣一位怎麼看都與“詩意”毫不沾邊的地質隊鑽工,在荒郊野嶺的經年行走,在至少見過二十次春暖花開,二十次黃葉漫卷,以及無數為生存苦苦掙扎的人們後,以“二棍”這個怎麼聽都帶有一絲不屈和反抗的名字,將看到的喜樂歡愁、苦難困頓以及曙光絕望化入詩中。他的詩猶如一根木棍,狠狠地擊打在泥土上,濺起灰土,在空中飄蕩。

大山與老羊倌

此時的山谷裏,正彌散着無法描述的草木的清香。鑽探隊棲身這座峽谷已經一個多月了,如今鑽探設備壞了,工作也停了下來。鑽探隊的頭兒一次次往大山頂上爬,尋找少得可憐的手機信號,希望能聯繫到廠家發幾個配件;工人們則像四散的羊羣,有的去樹林裏撿蘑菇,有的光着膀子在草地上想老婆,有的沒事找事互相罵娘。在這渺無人煙的荒野裏,時間不是金錢,人生也不需要什麼意義。張常春更習慣用在漫山遍野閒逛打發無所事事的一天。

大約用了兩個小時,他爬到一座山的山頂上,忽然望見某個山谷裏,有一縷煙火升起。這樣山大溝深的地方,有幾户人家着實不易。張常春想去看看一生都在羣峯中度過的人是什麼樣子。在深谷中,他看到一座廢棄的寺廟,房屋倒塌滿目瘡痍,曾經的莊嚴肅穆痕跡全無。寺廟外的牆邊,圍了兩個不太規則的柵欄。這座殘寺已經成了牧羊人的圈舍,兩個灰頭土臉的人,正在羊圈旁的山石上,背對背,一言不發地坐着。原來剛才在山頂看到的煙火,是這兩個人攏起的一堆柴火,柴火上架着幾個土豆,已經被燒得面目全非。

從攀談中,張常春得知,早在十多年前,方圓十幾裏的小山村就集體挪到更遠的平原上了,只剩下這兩個羊倌沒搬,因為他們只能以放羊為生,又沒有其他親人。年輕一點的羊倌是一個英俊的啞巴,因為爹媽也都是啞巴,所以沒有名字。老羊倌有名字,但是他自己不會寫。老羊倌每天的事,就是在清晨把羊從柵欄裏一鞭子攆出去,到傍晚的時候在守候在柵欄邊,等羊羣歸來。當年幾個小村莊還沒搬走的時候,他是這一帶最有辦法的羊倌,誰家的羊丟了,誰家的羊病了,都來找他。他的妻子是另一個牧羊人的小女兒,他們後來有了一個兒子,兒子長大了,去外面打工後再也沒回來,連一把骨灰都沒回來。妻子想不開,喝藥歿了。這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談起這些的時候,老羊倌的目光如黑洞一般。他説:都是命。人有人的命,羊有羊的命,啞巴有啞巴的命。

很多年後,地質隊鑽探工張常春成為了詩人張二棍,他寫下短詩《聽,羊羣咀嚼的聲音》:

沒有比這更緩慢的時光了

它們青黃不接的一生

在山羊的脣齒間

第一次,有了咔咔的聲音

草啊,那些尚在生長的草

聽,你們一寸寸爬高

又一寸寸斷裂

被羊羣吃掉是草一輩子逃不開的宿命,默默無聞的野草爬高又斷裂的過程就像人“更緩慢的時光”,“青黃不接”的草彷彿是大千世界裏無數無名“無名之人”的象徵。寫下這首詩的一刻,他或許想起那次在深谷中與老羊倌的對話,這都是命。

老羊倌的命運只是張二棍行走二十餘年遇到的無數底層人物的縮影。從十八歲進入地質隊當一名鑽工,到十年後開始寫詩,這十年間,他看到普通民眾的良善和幸福,也目睹了他們的掙扎與污濁。他害怕無法捕捉那麼多年自己的經歷,害怕在時光流逝中一無所獲。為了抵禦恐懼,他要抓住每一點記憶,努力把它們放在紙上。

“我曾經長久經歷着這一切,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像極了一根根稻草,往一個叫做“張常春”的人身上壓迫着,越來越重,我感到越來越害怕,希望尋找到一個“張二棍”和我一起揹負這些要命的東西。我希望這個“張二棍”能夠用字句把這些稻草運送到紙上,這樣我會輕鬆些……”

在某一天,他開始記錄生活,起初是一些小散文、小日記,再後來,他把這些文字分行,變成了詩。詩歌可以快進快出,單刀直入,不需要太多時間構思前因後果、起承轉合,張二棍更習慣這種文體創作。他無意書寫那些具有宏大、深奧主題的作品,而是聽從內心的召喚和那一瞬間被觸發的情感。

自從開始寫詩,張二棍便揹負起“地質隊員”和“詩人”雙重身份。拿起筆,他是站在世界的對立面,逆流而上的張二棍;放下筆,他是習慣和生活妥協、隨波逐流的張常春。這種在外人眼中“破圈”的跨界在張二棍看來只是尋常。他覺得詩人和個人身份完全是兩回事,詩人不應該被定義,坐在辦公室裏寫詩才叫跨界,走遍千山萬水就應該寫詩。“可能一個醫生詩人,會説寫詩像望聞問切,而一個農民詩人會説寫詩如同春種秋收,可能一個出租車司機會説寫詩就是蹬剎車踩油門……應該把寫作的事情交給寫作,把詩歌還原到現場,才更為妥帖。”

另一方面,這兩種狀態的拉扯使得張二棍經常陷入矛盾與擰巴的狀態。他形容寫詩像“兩小兒辯日”,是一個滯後的“我”和一個想要超越的“我”在爭吵。但是這種身體和魂靈的不合拍,造就了詩。張二棍多年來重複幻想有一匹白馬在漫天大雪中奔跑着,四蹄翻飛。這匹白馬只有他能看見,也只有他才能描摹出它的樣子。可他不得不一邊活在現實的世界裏,一邊陪伴着想象中這匹任性的白馬。在張二棍心裏,有多需要這個色香味俱全的世界,就有多需要這匹只在腦海裏靠意念奔跑的白馬。更多的時候,他是彷徨的,卑怯的,懦弱的,用詩歌不斷的反對自己,喚醒自己。

人的下場,不必是詩的下場 / 但詩的下場,終究是一個詩人的下場

——《元神》

長期跋山涉水,遊走在荒涼與清貧的底層,張二棍形容這就像“奔赴一場冥冥中永無期限的約會”。他的對象或許是一個素不相識的老鰥夫,或者是一隻病倒的即將被宰的驢子,也或者是那落日下投射在崖壁上的自己巨大扁平的影子。這種孤獨單調的生活,讓他有更多時間捫心、靜思、追究。

張二棍

把苦釀成詩

“二棍”原本是小時候村裏人給起的“諢號”,後來被村裏人叫慣了,索性就以此作為筆名。“二棍”也是他詩觀的表現,就像往臉上塗抹的大紅大綠的油彩,讓自己在寫作的時候,暫時遊離肉身的“張常春”,塑造一個幻境中的“張二棍”。人們驚詫於“張二棍”這個名字與“詩人”這一身份之間的割裂和悖謬,然而從古詩的審美來看,現代詩主動背棄了結構與音韻,獨自找尋反詩意的詩意,與“江梅伴幽獨”“吳鈎霜月明”相比,“張二棍”恰恰是反詩意的。

這種“反詩意的詩意”不僅貫穿於張二棍的形象與名字,也成為他詩歌作品的最佳註腳。這麼多年來,他遇到無數為生存苦苦掙扎的人們,石匠、羊倌、流浪者、瘋子都是他關注的對象,這些日常所見的情景大部分都毫無美感可言。在張二棍看來,創作詩歌就是由實到虛的過程,詩人要做的就是把日常所見進行藝術加工,賦以美感,從生活中找尋詩意,這並非易事。他始終對生活保持敏感的祕訣就是,作為詩人不要喚醒什麼,而是等待被喚醒。

張二棍的寫作和生活從來都是並行不悖的,這位終年行走在大山深處的地質鑽探工,將創作主題集中在“苦難敍事”上。隨着《娘説,這就是命》《原諒》《穿牆術》《曠野》等作品發表,“苦難詩人”成為張二棍的標籤。他的詩歌如腳踏的大地一樣,始終帶着厚重、悲憫、苦澀的氣質。

在大山中,張二棍經常會看到很多廢棄的村莊。他喜歡沿着荒草叢生的街巷漫無目的地行走,至今依然記得有一個村莊叫上花轎村,還有一個村莊叫塌窯莊。他至少記得五百個饒有意味的村莊名字。“這些村莊裏,住着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每個人都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故事。你要是有勇氣講出他們所有的故事,你就能夠管轄這些村莊,併成為這些村莊裏,唯一一個能夠無中生有的魔法師。”

村莊消失的時代也是鄉愁坍塌的年代。人口的遷徙,通訊的發達,交通的快捷,也讓“鄉愁”變得越來越陌生。張二棍認為,如今人們的鄉愁並不會減少,而是轉移、變異了,鄉愁裏的“鄉”變得更加不可言説。也許鄉愁擴大成了“縣愁,省愁,星球之愁”,也許鄉愁萎縮成了對一間舊房子,一個土瓷碗的“房愁,碗愁”,但“愁”仍然折磨着人們,每個人都是尋覓歸宿的遊子。

經常行走在鄉間,張二棍常常能看到很多香火甚旺、引得眾人虔誠跪拜的神廟。比如在黃土高原的犄角旮旯裏隱藏許多龍王廟。收成好了,村民會跪地謝恩,收成不好了,會跪地祈禱。張二棍的詩歌中經常寫到神靈。然而,他沒有扮演“通靈者”,或者對神明謳歌頌揚,而是陷入反思。在詩作《黃石匠》中,佛因石匠的雕琢才能享受世人的跪拜,石匠也因此得以養家餬口,神明與生命是相互救贖的關係。

在我的鄉下,神仙們坐在窮人的

堂屋裏,接受了粗茶淡飯。有年冬天

他們圍在清冷的香案上,分食着幾瓣烤紅薯

而我小腳的祖母,不管他們是否樂意

就端來一盆清水,擦洗每一張瓷質的臉

然後,又為我揩淨烏黑的脣角

呃,他們像是一羣比我更小

更木訥的孩子,不懂得喊甜

也不懂喊冷。在鄉下

神,如此樸素。

——《在鄉下,神是樸素的》

在《在鄉下,神是樸素的》中,神明與“我”都是祖母的孩子,接受粗茶淡飯、不懂得喊甜、也不懂得喊冷,有的只是生命對生命的呵護。這些渺小、瑣碎的場景本是日常所見,張二棍卻從中看到它們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就像評論家杜學文所言,“張二棍關注更多的是生命的存在狀態,力圖揭示生命存在的某種超越具體的個體,以及建立其上的普遍性。” 他對苦難的描摹即是對卑微生命的解釋和探求。生命無法與詩歌分離,寫詩讓人絕望,也讓人更加熱愛生命。

這種帶有哲學意味的思考讓張二棍具有“悲劇”的氣場和“悲憫”的情懷。評論家郭道榮説,張二棍身上具有那種特有的、生鮮的“悲憫”氣度,為他再造底層生活現場提供了條件。他總能俯下身子將目光集斂於生活的日常,在細碎之生活情景中發現題材,從文字裏摳出血淚。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孩子

摁着自己的頭,往牆上磕

我見過。在縣醫院

咚,咚,咚

他母親説,讓他磕吧

似乎牆疼了

他就不疼了

似乎疼痛,可以穿牆而過

我不知道他腦袋裏裝着

什麼病。也不知道一面牆

吸納了多少苦痛

才變得如此蒼白

——《穿牆術》

“生活中我並沒有見過一個孩子去撞牆,但我見過孩子被他母親帶着去醫院,這就足夠了。”看遍“眾生皆苦”,張二棍更願意將詩歌當做一個枴杖、一瓶去痛片,或者一把傘。當他意識到生活中的殘酷與苦難不可避免,他選擇將激憤的詞語化作悲憫和寬恕。

面對生活的重壓,張二棍是隱忍的,他把無名者、殘缺者、悲苦者的羣像活生生地呈現出來。為何他能夠面對如此多的苦難?他覺得,一個人的慾望和他內心的承受力成反比。想通了就能承受一些東西,想不通,一個白眼就會斃命。太多的慾望只會讓一個人的心靈變得更加脆弱。

也有人很不理解,生活也有很多美好之處,為何總是重複書寫苦難?張二棍坦承,他在寫作的時候會屏蔽幸福、自私的一面,這和個人選擇有關,主要看作者想呈現什麼。他想用詩歌的方式提醒自己,生活並不總是一帆風順。此外,他也並不十分認可外界對他“悲憫”和“濟世”這類字眼的評價:“這樣的詞太壓抑了,我寧願置換成另外的表述,比如愛、關心、分擔、同情。”

一方面,作為底層生活的旁觀者與親歷者,張二棍有着樸素、純粹、隱忍、悲憫的一面;另一方面,常年櫛風沐雨在曠野中的經歷又為他的生命賦予野性的曠達與不羈。2017年5月,張二棍與劉年騎馬向北,“打算耗時一月,從林西縣,經東烏珠穆沁旗、阿爾山、呼倫貝爾,到額爾古納河右岸。未必成功,但已成行。”這次騎行只是源於幾句簡短的溝通:走不走?走!啥時候?明天或者後天!去哪裏?出發前再説!怎麼走?有馬騎馬,無馬騎驢。在現在的時代,這種行為就像“提劍與風車大戰的孤獨騎士堂•吉訶德”,是特例。

張二棍覺得,野是一個詩人必須保持的精神狀態。這種野性,是野渡無人舟自橫的豁達,是野田人稀秋草綠的孤曠,也可以是野心勃勃。在詩歌中,野不野甚至決定一個詩人是否能夠成立。野,容易犯錯誤,而詩歌恰恰需要不斷冒犯慣常的語言、思維,“詩歌就要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野味兒。”

而在華中師範大學教授魏天無看來,張二棍想要談論的不僅僅是底層與苦難本身,而是人類普遍的生存狀態:孤獨與荒謬。最出色的詩人張二棍,出現在用孤獨抵抗孤獨、用荒謬消解荒謬的時刻。

張二棍在埃塞俄比亞

文字裏的蜘蛛俠

這兩年,張二棍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創作上,很少再出去走了。從2010年到現在,他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曾獲《詩刊》年度青年詩人獎、華文青年詩人獎、李杜青年詩人獎、 《詩歌週刊》年度詩人等榮譽,是頗具潛力的“80後”詩人。但相比於“80後”詩人的身份,他更在意自己寫了什麼作品,未來是否會在更廣闊的範圍內被討論而非侷限在“80後”的範圍。他不希望很多年後自己身上僅僅只有“80後”這一個標籤。

張二棍一直都不是高產的人。他説自己很懶,從不設目標,最近大概四個多月沒寫詩了,雖然內心會不時閃過一陣恐慌,尤其看到同齡的詩人都在寫,感覺自己每天都在荒廢度日,但同時,他會安慰自己,寫詩是一輩子的事情,寫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天思考如何觀察這個世界。他害怕寫多了會變成一個匠人,作品看不到心情、情意、血肉,只有熟練的技巧和文雅無趣的語言。“要杜絕每天鑽在這裏面,把詩歌寫的太像詩歌,散文太像散文,這其實是壞事情。寫詩歌,本身就要不斷突破邊界。”

作為第一批“80後”,在慢慢進入中年後,張二棍寫詩的心態也在發生變化。早期寫詩往往源於有感而發,像散打一樣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沒有人關注自己在寫什麼;如今讀者、詩人朋友等等會在無形中督促他應該怎樣去寫,他也在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他認為這時需要給自己“貼標籤”,通過強化某一點,讓大眾對自己的創作有更清晰的認知。

但同時,人們一提到張二棍,第一反應是“苦難詩人”“底層詩歌”,這種模式化的定義又不時地困擾着他。他曾寫過文章,要在詩歌裏“與自己恩斷義絕”。“我從網絡一路寫來,並沒有發現太多具備真正帶有原創標識和個人圖騰化的作品。大多數詩歌都是在不斷地重複自己,甚至重複別人。我們必須努力掙脱這種註定無效的,可恥的寫作方式。我給自己的建議是,率性地寫,往絕路上寫,往破了寫。但這還遠遠不夠,但我無能為力了。只好等着哪一天突然的頓悟吧。”

在張二棍看來,詩歌是一個自證的過程。一個嚴肅的寫作者,應該不斷主動放棄自己的身份、名譽、過往的作品。“底層”、“深淵”、“苦難”、“卑微”也許是某些詩歌的要義,但不是寫作者的符號。如果有可能,自己也可以寫天使、殿堂、發動機、大學。“我覺得,可能因為我生活在山野中太久,睜眼閉眼就是窮鄉、野店、泥濘小徑,所以我寫了一批那樣的東西。我不關心是誰在寫下那些作品,我只在乎那些作品寫了什麼,寫的如何。詩歌説到底,不必附加什麼題材、流派、年代、區域,只有好或者壞。”

“詩歌其實不是學問,而是一種反學問的東西,詩人也不是先知,而是一個無知的孩子” “好詩人應該是個狙擊手。隱忍,冷靜,有一擊必殺,然後迅速抽身的本能”……關於詩歌,他的比喻自帶一種靈氣,巧妙、精準。十年的創作生涯讓張二棍對詩歌有着豐富的感悟和感知,也隨着寫作的積累而產生很多困惑。他説:用詩歌發聲的人,不免會生出在文字裏做個蜘蛛俠的感覺,不免拿自己和李白杜甫比較,不免拿自己和同時代的優秀詩人比較。我是渺小的,能記錄的那些人呢?他們可能是更加沉默、無助的那些。我什麼都沒有,只有筆寫下來。這大概就是我的動力,也是我的無力。我的困惑大概就是我寫作時,如何擺脱無力感。

伴隨着年輕時“暴烈之氣”的鋭減,曾經喜歡在創作中速戰速決的張二棍開始注重詩歌的綿延、浩瀚、悠長。他坦承,這一直是自己個人的侷限。創作已經十年了,他的困惑也越來越多,比如有技而無巧,象動而意滯,情鬱而詞浮等等都是暫時無法解決的問題,只能留給時間。但是,張二棍並不很在意技巧,他更願意少一點表演,將自己原本的生活坦誠給世人,用真誠感動更多的讀者。

採訪當中,能感受到張二棍對講述自己生活的一絲牴觸,作為詩人,他更願意讓世人看到他的作品,而非通過“跨界”“打工”這樣的標籤被大眾關注。“不細讀文本,先把身份弄清楚然後粗暴下定義”的行為在他看來是一種偷懶的方法。就像他認為礦工詩人陳年喜的走紅,大家多是抱着“看故事”的心態來關注,真正細讀文本的人寥寥無幾。張二棍並不認可“打工詩歌”這樣的叫法,如果以詩人的身份定義,那是否還會有“教師詩歌,法官詩歌、病人詩歌”?打工者創作的優秀詩歌,留下的是真正的“詩歌”。無論中外詩人,職業身份都是有無窮盡的差別的。詩歌文化在當下需要通過“貼標籤”來快速被人所認知和關注,原屬無可奈何之事,但張二棍認為,詩歌的本質,其實是與流行元素背道而馳的,甚至是決絕抵抗的。詩人是與網紅甚至世俗決裂的人。

很多人把張二棍當做“底層敍事”者,但在評論家杜學文看來,卻與張二棍詩歌的本質離了十萬八千里遠。“底層敍事”只是張二棍詩歌的表象,在他這種表面的柔弱、渺小、微不足道中所執著表現出來的正是生命的堅韌、超越、智慧,以及由此而來的無可忽略的價值。張二棍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不是一個厭世主義者,不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而是一個對生命充滿了温情與希望,對生活表現出執着的愛意的歌者。

原諒少女。原諒洗頭房裏十八歲的夏天的呻吟

就是原諒她田地間佝僂的父母

和被流水線扭斷胳膊的弟弟

原諒嫖客。原諒他的禿頂和舊皮鞋

就是原諒出租屋的一地煙頭

和被老闆斥責後的唯唯諾諾

也是原諒五金廠失業女工提前到來的

更年期。以及她在菜市場嘶啞的大嗓門

原諒窗外越擦越多的小廣告

還要原諒紙上那些潰瘍糜爛的字眼

這等於原諒一個三流大學的畢業生

在一個汗流浹背的下午,

靠在城管的車裏,冷冷的顫抖

也等於原諒,凌晨的廉價旅館裏,

他狠狠地撕去,一頁去年寫下的日記

——節選自《原諒》

隨着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的發展,許多“草根詩人”如雨後春筍般進入大眾的視野。其中雖然不乏得力之作,但更多的詩歌矯揉做作且煽情,只一味攫取生活中的苦難作為吸引眼球的“獵奇”之舉,缺少對當下社會生活的深切反思和對蒼生的悲憫情懷。這些詩除了能給讀者帶來片刻且廉價的感動外,並不能真正喚醒人們內心深處五味雜陳的情感。

霍俊明曾説,張二棍為了挽留母親的生命賣掉了房子。在一次酒桌上,他看到二棍趴在了桌子上無比的疲累。張二棍太需要一個精神支撐了。如今這個支撐正是詩歌。也只有真正用自己一生來寫詩的人才能在苦難中看到愛與希望、悲憫與救贖。評論家譚五昌評價其創作“字裏行間充滿着生命的痛感與靈魂的哀傷,拒絕着膚淺的歡樂與所謂温馨的田園情調的展示,用樸實無華的語言展現底層人民悲劇性的生存圖景與精神面貌。”

那個曾在山谷裏與張二棍聊過天的老羊倌揹着一隻半大的羊找到鑽探隊,想要賣掉。羊的背被山上滾下的石頭砸斷了,眼看要活不成了。羊在默默流淚,老羊倌快哭了。小羊就這樣寸步難移的卧在那裏,等待死亡的降臨。張二棍覺得,許多時候,人也是這樣。

後來在《六言》中,他寫下了這樣一句詩:因為蒼天在上,我願埋首人間。